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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技術帶來的社會風險問題與防治策略

時間:2020-02-05 10:45作者:劉建華 劉欣怡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大數據技術帶來的社會風險問題與防治策略的文章,21世紀以來, 隨著互聯網技術特別是社交網絡、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普及, 一個將數據技術作為核心資產的時代在給人類帶來巨大商業價值、生活便利的同時, 也對人們的社會生活、思維方式、行為意識以及理解

  摘    要: 大數據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 為政府實施有效社會治理提供了新的技術、新的手段和新的方法, 為人們的學習、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 作為技術的大數據在極大便利人們生活的同時, 也會因技術的“雙刃劍”影響使得身份盜用、隱私暴露、數字鴻溝、安全危機等社會風險問題不斷發生。為此, 加強數據誠信合約管理、提高數據用途透明度, 增進個人數據思維與理念、搭建共濟價值平臺, 依法維護數據安全、實現數據價值與行為的一致性是防范大數據技術風險的應然之道。

  關鍵詞: 大數據技術; 風險防范; 身份盜用; 隱私暴露; 數字鴻溝; 安全危機; 數據安全;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growth and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provide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and new models for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offers a great convenience for commons' daily life.Even so, such a technology, a double-edged sword, has triggered some social risks such as identity theft, privacy exposure, digital gap, and security crisis.To cope with thi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data integrity of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data purposes;enhance personal data thinking and ideas, build a common value platform;maintain data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reach a consistency between data values and behavior.

  Keyword: big data; risk prevention; identity theft; privacy exposure; digital gap; security crisis; data security;

  21世紀以來, 隨著互聯網技術特別是社交網絡、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普及, 一個將數據技術作為核心資產的時代在給人類帶來巨大商業價值、生活便利的同時, 也對人們的社會生活、思維方式、行為意識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產生著重大的影響, 某些情況下會帶來技術性風險, 影響社會的安全與安定。正如2012年聯合國“全球脈動”小組發布的《大數據促發展:挑戰與機遇》一書指出的:“數據革命正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展開, 數字鴻溝的縮窄比預期要快得多, 大數據能創造國際發展的新機會, 它撼動了世界的方方面面, 從商業科技到政府、經濟、人文、教育、醫療以及社會的各個領域, 合理利用大數據可以為人類造福”[1]。相反, 不合理利用大數據會產生諸多的社會性風險, “在這個電子垃圾、病毒、電腦黑客和安全突破的時代里, 充斥著個人隱私、引起大規模不方便和盜竊保密資料等的行為”[2]18。為此, 探討大數據技術的社會風險問題, 理性回應大數據時代的諸多挑戰, 尋求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的新路徑, 對于發揮大數據的技術優勢, 維護大數據時代的社會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作為信息技術發展結果的大數據技術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更新和發展, 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以信息生產、傳播、使用和存儲、可視化的信息時代。在這個不斷變革的信息時代中, 人們通過信息發布、產品交易、交友聊天、商業往來等每時每刻都會產生大量的數據, 各種數據正在以海量的信息在聚集和變大, 它們或以關系型、表格型等結構化數據存儲, 或以文本、視頻、音頻、圖片等非結構性數據聚焦。在存儲單位上經歷了比特、字節、千字節、兆、吉、太、拍、艾、佑、諾、刀的轉變, 成為人類日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重要戰略資源。隨著數據量的不斷積累和發掘, 數據從TB、PB、EB到ZB的發展, 無論是量的集聚還是質的提升抑或是應用的拓展, 都在宣告著人類大數據時代的來臨。

  根據普施曼 (Cornelius Puschmann) 和伯吉斯 (Jean Burgess) 對“大數據 (big data) ”一詞的解釋, “大數據是從商業世界走出來的。這一早期關于商業數據處理技術的詞匯所反映的是這樣的需求, 即尋找新的工具以幫助企業更快地傳送搜索數據或以更低廉的成本存儲更大量的客戶數據, 但在此后, 這個詞語的意思發生了轉變, 它的核心變為了分析的目的———尤其為了預測建模———而使用收集到的信息”[3]。換言之, 大數據不再僅僅局限于數據的存儲和計算, 而是轉變為一個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預測未來的工具和資源。當大數據與云計算、物聯網以及移動互聯網技術耦合發展不斷向政治、文化和社會等領域拓展時, 大數據便被賦予新的內涵, 呈現出新的工作方式, 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 同時也在改變著人們的組織方式和思維方式, 將會帶來社會管理和公共領域的深刻變革。誠然, 在大數據的時代里, 這種在后工業社會中出現的基于以“傳感器、網絡交易、電子郵件、視頻、點擊流以及當前和未來可獲得的其他數字資源產生的海量、多樣化、復雜化、縱向或分布式的數據集”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特征:海量技術的可用性是不斷被收集的;在云計算模型的海量存儲系統中, 利用快速計算、高數據的傳輸系統;存儲和分析數據量的新型復雜技術。[4]

大數據技術帶來的社會風險問題與防治策略

  隨著數據存儲和挖掘技術的進步, 大數據技術在驅動人們處理復雜事件、捕獲在線信息、拓展商貿往來、實現產品創新、提供更佳決策、創新社會管理等方面發揮了更大作用。美國等西方大國已把數據資產上升到國家信息戰略的高度, 我國也高度重視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要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和國家大數據戰略, “運用大數據技術, 提高經濟運行信息的及時性和準確性”, 加快建設數據強國的目標。事實上, 大數據技術已經或正在我國社會的各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 而且也成為政府治理變革的全新途徑被廣泛應用。在政府決策方面, 通過大數據分析民意、了解民情并將其轉化為政策資源, 為政府宏觀決策提供科學、準確的數據資源;在權力運行和權力監督方面, 通過大數據的記錄和監督構建起立體透明的“權力運行數據庫”, 以此實施權力的研判、監察、預警和責任追究, 實現全程化的權力監督;在風險預警和危機管理方面, 基于大數據的微機系統, 可以突破專業分工、部門分割造成的信息壁壘, 實現信息共享、危機研判、動態管控、危機化解的處置機制, 對于預測公眾偏好、預防打擊犯罪、緩減交通壓力、防控各種疾病、預測自然災害等方面發揮重要的防控作用;在公共服務方面, 基于大數據的智慧公共服務為民眾出行、教育、就醫、社保、科技文化、公共安全等生產生活等方面提供精準化的服務措施;在社會治理方面, 基于大數據的數據挖掘、信息存儲、信息發布和查閱, 一改過去自上而下的政府單向式社會管理模式, 實現權力分散, 治理重心下移, 在社會民主化、治理網絡化等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此外, 基于大數據的可視技術, 使得人們可以以更加直觀的方式去解讀數據與結構的關系, 并將復雜的數據轉化為直觀的圖形 (譬如一圖讀懂政府工作報告) , 激發形象思維和空間想象力, 以此表達政府的真實意圖, 拉近政府政治意愿和民眾政治訴求的距離, 為社會善治的達成提供新的手段。

  二、大數據技術帶來的風險問題

  與所有技術一樣, 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快速發展兼容共增的大數據技術其本身并無好壞之分, 其在學理上是中性的。然而, 由于使用大數據技術背后的人的目的和動機不同, 因而大數據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也不同, 它既可以為人類和社會發展提供一個全新的技術手段和方法, 同時也會給人類和社會發展帶來諸多的風險問題。誠然, 這些風險除了大數據本身因數據量的增大使得一些錯誤數據容易混進數據庫, 或者因故意封閉數據使數據缺乏多樣化, 或者采用斷裂數據使數據缺乏結構化, 進而帶來數據規律的喪失和事實的失真引發大數據技術本身的風險外, 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還會衍生許多新的風險問題, 主要體現為:

  (一) 身份盜用

  在現代社會, 身份是公民確認自身或識別他人的條件, 也是公民自身安身立命之基礎。如果一個人的身份不能合理地加以確定, 就會導致社會識別和認同混亂。在社會交往中, 人們正是通過身份信息來證明自己或識別他人的身份, 以此區別于他人的不同和差異, 并保持自身的獨特和身份異質。從這個意義上講, 身份與個體是同一的, 是無法被偷走的。身份之所以被盜用是因為有人為了獲取金錢、榮譽等利益或者逃避責任義務而盜取他人身份信息。這就意味著人的身份不只反映人生理屬性的形體面貌和行為特質, 而且也反映人的社會屬性的符號化信息, 這些信息包括姓名、性別、民族、年齡、職位、學歷、籍貫、住址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等符號信息。由此可知, 身份是人的生物信息和社會信息的結合, 身份盜用實際上是盜取公民的生物信息和社會信息。身份盜用是一種古老的犯罪活動, 在互聯網出現之前, 犯罪分子就已通過篡改他人身份、偽造他人證件、冒用他人肖像等低技術手段信息從事違法犯罪活動。隨著互聯網技術、云計算、物聯網技術等大數據技術的發展, 犯罪分子有機會有能力獲取更大量的個人信息, 其犯罪活動更加猖獗, 給公民個人或集體造成更大的傷害。較為典型的像快遞公司、家政公司、電信公司、教育培訓機構、銀行機構、保險機構等涉及公民個人身份信息的行業由于監管缺失, 公民個人信息被肆意買賣, 造成公民銀行卡被盜用, 不法短信肆虐, 家庭住址泄露, 有些甚至連高考考生信息也被盜取等。違法分子通過盜用公民身份信息進行電信騷擾、信用卡欺詐、工作欺詐、利益欺詐、移民勒索等犯罪活動, 給公民個人或集體的人身、財產等造成很大的損失和傷害。

  身份之所以被盜用與大數據技術的虛擬特性有著很大的關系。因為在大數據技術興起以前, 公民和組織的交往互動多是面對面進行的, 而且交往互動的頻率和范圍是有限的, 那時即使有身份盜用也多是低技術手段的運用, 而且很容易被發現。但是大數據技術下的交往互動無論從互動頻率還是互動范圍來講都是空前的, 其交往又是基于虛擬的網絡媒介進行的, 雖然進入互聯網空間互動都要遵守相關行業規則和法律, 但由于網絡立法遲滯于網絡技術的發展, 網絡技術漏洞客觀存在, 再加上政府監管的缺位, 給黑客利用網絡漏洞提供了盜取信息的機會。當然, 如果關涉公民個人身份信息行業的從業人員對他人身份信息安全處理不當和監管不力, 或者行業從業人員的安全意識不強, 或者為了蠅頭小利不惜出賣個人信息, 身份被盜用的風險就會加大。此外, 由于用戶的無知與疏忽, 自我身份保護意識差, 都會在不同程度上給犯罪分子提供盜用身份信息的機會。公民身份一旦被盜用必然會對公民個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造成負面影響, 嚴重的會形成社會恐慌, 影響社會的正常發展。

  (二) 隱私泄露

  美國學者丹尼爾·J.索樂在《了解隱私》一文中指出:“隱私是人們自主決定是否把他們的思想、情感、情緒等信息傳達給他人的一種正當權利。隱私是一種隸屬于行為、事物和信息的特性;同時, 隱私也適用于有形和無形的事物。”[5]24隱私就其形式而言表現為軀體隱私 (指人身體的隱私部位) 、空間隱私 (指人生活的空間部位) 和信息隱私 (與人生命有關的一切信息) 。隱私具有排他性和私密性, 隱私能否暴露以及暴露于誰是個體自身的權利, 通常要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約。在現代社會, 隨著個體生活空間的不斷拓展、主體意識的不斷增強, 公民的個人隱私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 而公民擁有隱私權是社會進步的標志。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 公民個人的隱私與傳統社會的隱私也有了很大的區別, 大數據時代下的隱私最大特點是個人隱私的數據化, 即個人在參與大數據生活過程中, 公民的個人身份信息通常以數據的形式記錄保存在信息系統中, 這樣有助于社會管理部門或行業服務部門對個體進行全方位的識別。相較于以往面對面的交流與交往, 大數據的規模更加龐大, 系統更加優化與便捷, 數據更具關聯和交叉, 因而成為大數據時代公民個人網絡信息管理的一種新的管理方式并被廣泛應用。然而, 在大數據時代, 隱私暴露或隱私喪失也很容易發生。網上注冊、網絡交易或者安裝一些應用程序, 都會強制性地要求用戶提供自己的私人信息、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或者信用卡信息等, 否則無法注冊、交易或安裝, 多數情況下用戶為了一些必要的服務不得不接受這一強制性條款, 如果相關行業部門、網絡公司監管不力很容易使用戶隱私被泄露。此外, 隨著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的廣泛應用, 一些用戶也會毫無顧忌地在社交網站上發布自己的個人信息, 包括生活照片、手機號碼、生活情趣、個人愛好、家庭住址等, 這些信息無疑將會赤裸裸地暴露, 這為不法商人、詐騙集團利用用戶信息進行間接或直接騷擾或詐騙提供機會, 同時也對用戶自身生活安全帶來了諸多的風險和隱患。

  (三) 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 (digital divide) 一詞肇始于利奧伊德莫里賽特 (LloydMorrisett) 有關信息富人與信息窮人之間所存在的一種鴻溝認識, 主要是指20世紀80年代不同社會群體在計算機擁有上的差異。隨著計算機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的發展, 在大數據時代, 數字鴻溝不僅表現為不同社會群體在計算機等設備擁有上的差異, 還表現為信息傳播技術的擁有以及使用方面的差異, 這種差異更強調在數據認識和機會上的不同, 因為對數據認識不足或者不能適時獲得數據而造成個人發展或社會獲得上的差異, 這種差異產生的鴻溝不是微不足道的, 而是影響深遠的。事實上, 在信息社會, “對大數據的掌握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資源”[6]15, 也可以方便公眾更準確地了解社會, 并進行自我管理。同樣, 對于政府或企業而言, 大數據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它們同時也是最先擁有和掌控數據的部門, 至于數據如何流動、何時流動完全取決于政府或企業的意志。當政府和企業意識到自身利益可能實現或者將要實現時, 它們很有可能與社會公眾共享數據。當然這個過程通常是自上而下的緩慢流動過程, 之所以緩慢就在于其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會遭遇多重阻力:一是企業通常把數據當作核心競爭力或者核心機密, 為此不惜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收集和分析數據, 這樣很難將數據與公眾共享;二是政府受制于觀念、體制和安全等因素的影響, 在數據公開方面通常步伐比較緩慢, 公眾要想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依然有難度;三是公眾自身由于思想認知、行為遲緩以及對于大數據技術適應度的差異, 很容易造成數據鴻溝。此外,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 大數據技術必然帶來公眾數據思維的變化, 而對于那些習慣于傳統思維下生活、工作的公眾而言, 要想改變他們的習慣性思維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樣, 公眾習慣性思維的客觀存在與大數據時代數據思維的發展趨勢必然會產生矛盾, 這種矛盾不是短暫的, 而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一方面大數據技術在不斷普及, 逐漸成為公眾擺脫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卻在信息“富有者”與“貧困者”之間無形地構筑了一道鴻溝, 加劇了貧富差距, 從而形成了新的社會不公正, 這為社會的平穩發展增添了新的風險。

  (四) 安全危機

  “安全”在字面上可理解為不受威脅, 沒有危害、危險或損失。社會學則將“安全”解釋為人類在生活、生產過程中, 將系統運行的狀態對人類的生命、財產、環境可能產生的損害控制在人類可接受水平以下的狀態。誠然, 追求安全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求。在傳統社會里, 人類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于自然災害、戰爭或人為傷害。但是, 在網絡社會特別是大數據時代里, 人類安全的威脅遠遠越出了這一范圍, 其所面臨的安全危機或安全風險要比傳統社會里的風險大得多, 危害程度要嚴重得多。因為大數據不僅僅意味著數據量的龐大, 同時也意味著數據類型、數據敏感以及數據內容所牽涉的對象之龐大和重要, 一旦數據被攻擊或者竊取, 就意味著死亡。諸如金融數據、醫療數據、國防數據以及政府情報都有可能在保密措施不完善的情況下產生安全問題。至于那些涉及國防安全、政治安全、網絡安全、主權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的信息數據如果安全防范措施不力或者留有數據漏洞很有可能被敵對分子、恐怖分子和分裂勢力加以利用成為攻擊的目標。而大數據在收集、傳輸、存儲、管理、分析、使用、銷毀等諸多環節上由于技術安全漏洞也在加劇數據泄露的風險。此外, 大數據時代, 人們往往只關注自己感興趣的數據信息, 往往忽視其它數據, 那些被忽視的數據很容易被當作數據垃圾被丟棄或置之不理, 而被拋棄的碎片化的數據絕大部分時間處于休眠狀態, 一旦被不法分子整理利用, 積少成多, 會形成新的大數據, 成為他們竊取機密、盜取信息實施不法侵害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 大數據本身是一個“金礦”, 對于不同的挖掘對象而言會有不一樣的價值, 同時也會發生不一樣的安全風險。正如加爾納 (Gartner) 所言:“大數據安全是一場必要的斗爭”[7]。放眼世界, 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防不勝防, “維基解密”事件泄露美國軍事外交機密震驚全球, 斯諾登打開的“棱鏡門”向全世界昭示著大數據的嚴酷挑戰?梢詳嘌, 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大數據技術應用的一大瓶頸, 沒有安全或者安全意識薄弱, 大數據技術的風險將越來越高, 問題越來越大, 危機越來越難以把控。

  三、大數據技術的風險防范

  大數據技術應用的核心在于使用者對數據的管理。大數據技術有無風險全在于數據擁有者及其使用者的風險意識及行為動機的取向。如此推理, 大數據技術風險防范的關鍵也全賴于技術背后操控者或行為者的道德意識、法律意識及價值意識和其手段。為此, 面對大數據技術帶來的身份盜用、隱私暴露、數字鴻溝、安全危機等社會風險問題, 我們認為, 除了增強大數據技術的技術管控和堵塞大漏洞外, 更為重要的是要建立大數據技術的道德機制、法律制度和價值體系, 這是有效應對和防范大數據技術風險的關鍵所在。

  (一) 建立數據誠信合約管理機制, 防范數據盜用與隱私泄露

  在大數據背景下, 各級政府不僅是數據的生產者, 也是數據的存儲者、管理者和使用者, 政府對于大數據的態度實際上體現著大數據背景下各社會群體的態度。面對大數據技術帶來的諸多社會風險, 事實上政府只是單純地通過數據加密、秘鑰分離以及使用過濾器等技術手段試圖確保信息安全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在大數據時代,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技術性紕漏為盜用者提供了諸多機會。為了防止黑客對于加密技術的挑戰, 各級政府和企業除了進一步完善和提高秘鑰技術外, 建立數據誠信的合約管理機制顯得尤為必要。誠信合約管理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也是維護市場安全、規避市場風險的根本保證。誠信合約管理是建立在政府與市場、企業與用戶、用戶與用戶間的征信體制, 是確保市場規范運行的基本防線, 它不僅需要利益主體間的合約管理, 更需要利益主體間的誠信意識和誠信行為的確立。在大數據時代發生的身份盜用、隱私暴露、數字鴻溝、安全危機等社會風險問題多數情況下與市場運行中誠信機制的缺失有關。為了有效防范大數據時代的諸多社會風險問題, 首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誠信法律體系, 為大數據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保駕護航。大數據時代的誠信法律體系包括征信授權法律、誠信信息公開和查詢法律、權益保護法律規范以及誠信獎懲法律規范等。其次, 加強數據誠信合約管理力度, 對于失信企業、失信人員要加強懲戒, 不僅要予以輿論和道義的譴責, 更需要法律和經濟層面的制裁, 要讓其為盜用他人身份、暴露他人隱私等違法犯罪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對于那些長期恪守誠信合約的企業和個人要予以獎勵性保障, 要充分發揮誠信企業和誠信從業人員的信譽資本增值效應, 在其生產、經營、銀行信貸以及社會服務方面給予更多的便利和優惠。最后, 要利用大數據技術的記錄和評價優勢“倒逼”從業人員和行業的誠信行為, 對于違反誠信合約管理的集體或個體的行為要通過數據記錄、媒體曝光使其體驗失信帶來的巨大危害, 對于遵從合約管理的集體和個人通過數據評價、媒體展示使其體會到誠信合約的巨大榮耀, 以此提升大數據時代的誠信意識, 共同維護大數據技術的信息安全和數據安全。

  (二) 增強個人數據思維與理念, 搭建共濟價值平臺

  大數據技術所帶來的重大變化是關于數據思維和數據理念的變化。大數據思維與理念作為一種全新的信息意識和生活理念, 是基于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海量數據, 每個人、每一個組織都要適應大數據環境的變化, 不斷確立起互聯網普及初期的“數字化生存”向大數據時代“數據化生存”的轉變, 這種生存方式的轉變促使個體或組織在思維意識上發生大的變革, 需要他們主動適應大數據時代的生活, 弘揚數據理念, 建立起用數據說話、用數據管理和決策、用數據理解和認識現代社會變革趨勢的思維和理念, 并將這一數據文化應用于個體生存、集體組織和國家治理的全過程, 實現個體發展、組織管理和國家治理與大數據的有機結合。這一結合既是大數據技術應用于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也是個體、組織適應大數據時代的題中應有之意。這一思維和理念的轉變不僅僅是政府和組織的事情, 更是每一個現代人必須努力去承擔的責任。如果個體缺失了對大數據技術的認知、思考和判斷, 拒絕或懷疑大數據時代的數據化生存, 那么, 個體不僅會在大數據時代缺失前進的機會和動力, 而且也會使數字鴻溝越拉越大, 使個體在信息赤貧中迷失方向。數字鴻溝的減少和消弭既需要個體數據思維與理念的確立以及數據素養的培育, 更需要政府、企業等公共數據的開放以及共濟數據價值平臺的搭建。對于公眾個體數據思維與數據素養的培育, 一方面國家要加強大數據技術的輿論引導, 唱響數據化生存的主旋律, 通過網絡、電視、廣播、報紙以及標語等媒介普及大數據的知識和技術, 從輿論上引導公眾數據思維的確立;另一方面要加強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社區教育的數據教育內容, 強化公眾的數據意識;與此同時, 在面向公眾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中, 要逐步引導公眾主動適應數據采集、用數據說話、用數據處理分析問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在數據共享和協同中便捷自己的生活, 審慎明示自己的數據身份和數據信息, 以此確保自身的數據安全。對于政府和企業的公共數據開放及共濟數據的平臺搭建而言, 數據的開放不僅有助于提升公民的知情權, 促進數據的合理流動, 提升政府或企業的服務質量, 改善政府或企業的社會形象, 而且也有助于把社會不同階層的公眾引入政府和企業決策中, 有利于政府、企業決策和管理的民主化。此外, 政府和企業要主動適應大數據時代這一變革形勢, 要不斷創新理念和思路, 運用數據決策和管理, 發揮好自身門戶網站的數據輻射功能、信息管理功能以及輿情風向功能, 搭建一個親民、惠民、利民、為民的數據共濟價值平臺。這對于改進政府和企業的形象, 推進社會協同管理, 消弭數據鴻溝帶來的社會風險尤為重要和關鍵。

  (三) 依法維護數據安全, 實現數據價值與行為的一致性

  在大數據時代, 數據采集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便捷公眾的辦事流程, 實現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開放數據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知情權, 促進數據合理流動。但是, 采集數據和開放數據同樣也會帶來新的安全隱憂, 在數據采集、傳輸、存儲、管理、分析、使用、銷毀等任何一個環節上出現紕漏, 都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加強大數據時代的數據管理, 依法維護數據安全, 實現數據價值與數據安全行為的一致性是大數據技術應用的必然選擇, 也是構建數據安全的應有之義。首先, 要盡快貫徹和實施《網絡安全法》, 要在《刑法》中增設“倒賣盜用數據破壞網絡安全秩序罪”, 嚴厲打擊信息網絡違法犯罪行為, 創建文明、有序、守法、健康的數據信息環境。其次, 要加強網絡行政執法力度, 完善政府、企業信息監管機制, 明確責任, 采取技術措施、行業自律報告、信息安全報告制度以及監督檢查制度, 堵塞漏洞, 防止、制止并查處數據和信息安全隱患, 確保數據安全。再次, 明確網絡運營商、信息安全管理部門的法律責任, 對違反相關網絡安全規定的網絡服務者、信息提供者借助大數據進行征信記錄、媒體曝光和法律制裁。復次, 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優勢, 開展普法教育, 不斷增強網絡參與主體的信息安全意識和數據安全能力。最后, 要推動信息網絡安全國際合作, 解決好國際社會對于信息網路安全法律的認知、標準及管轄權方面的問題, 積極推動建立信息網絡安全的國際法治體系, 主動提高我國在國際信息安全領域的法制話語權, 達成國際合作打擊信息網絡犯罪共識, 斬斷互聯網空間的跨國信息網絡犯罪鏈條, 確保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網絡數據使用行為、數據價值在法律框架下沿著平等、公平、安全、健康、有序的軌道前進和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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