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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哲學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探究

時間:2020-01-09 10:25作者:劉克兵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朱熹哲學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探究的文章,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特定社會中的思想。因此,一種思想的產生,總離不開思想者對自身所處特定社會的審視和認識。朱熹知識論的建構,毫無例外也是一樣。

  摘    要: 作為一位儒者,朱熹有著平治天下的志向,他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有著清醒認識。朱熹知識論的建構,基于其總結唐末五代道德危機教訓以期重構道德理想主義,以及他對科技發展的理論呼應等背景。這既體現了朱熹重振儒家倫理綱常的社會擔待,也反映出他對社會科技發展的敏銳洞察。

  關鍵詞: 朱熹; 知識論; 社會背景;

  Abstract: As a scholar, Zhu Xi has an ideal of a peaceful ruling of the world and a profound 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problems. The construction of Zhu Xi's theory of knowledge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his summarizing the lessons of moral crisi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moral idealism, and his theoretical echo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not only reflects his social commitment to revitalize Confucian ethics, but also reflects his keen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 Zhu Xi; theory of knowledge; social background;

  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特定社會中的思想。因此,一種思想的產生,總離不開思想者對自身所處特定社會的審視和認識。朱熹知識論的建構,毫無例外也是一樣。這既是他對唐末五代道德危機問題影響的審視,又基于他對南宋科技發展的清醒認識。

  一、重構道德理想主義的努力

  自唐末五代以降,儒家文化傳統由于受到社會動蕩等因素的影響和沖擊,逐漸處于凋喪窮蹙之境:人心不淑,世風惡濁,各種違背儒家倫常的現象也層出不窮。歐陽修曾指出:“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唐末五代儒家倫常的掃地,伴隨而來的是道德水平的整體下滑及道德精神的嚴重扭曲。受其影響,北宋建國后,社會分裂的局面雖基本結束,但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逐漸變化,為社會道德理念的認同增添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人們的道德素質并未好轉。至南宋,因生產關系變化而帶來的商業經濟的發展,更是影響了人的基本道德價值觀念。一些人趨附權宦,不顧廉恥;一些人嗜利喜財,見利忘義;更有甚者,面對國家離亂和民生苦難,麻木墮落。對于整個社會道德風氣失范的這種狀況,朱熹在奏章中曾指出:“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1]601。至于民風世情的頹壞,朱熹也有論及:

  綱紀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頹弊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吉,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哺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涂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后已。……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后,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于其說……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1]603
 

朱熹哲學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探究
 

  可以看到,曾經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儒家整套道德觀念系統,在當時的民眾之中已被忽略,人人奔走營利而不顧道義,“風俗頹弊于下”。有鑒于此,為深刻總結唐末五代以來的道德危機教訓,宋代諸多士大夫,如歐陽修、范仲淹、胡宏、周敦頤、二程、王安石等,多以匡正世風、重建道德秩序為己任,以建設個體的道德修為和道德操守作為價值追求和人生理想,朱熹亦是如此。

  在朱熹看來,重構道德理想主義的背后,最高統治者君主的道德問題顯得更為重要與迫切。眾所周知,宋代政治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皇帝集中央權力于一身,同時牢牢控制地方各州并使之直接隸屬中央。這一措施的產生,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一些弊端。一旦皇帝的道德品行低下,任性妄為,很容易造成昏君害國現象的發生,從而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無窮禍害。因此,在朱熹的理念中,如何抑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王權的代表——君主之人欲的惡性膨脹,同時促使君主修身養德就顯得尤為重要。

  唐末五代以來道德危機對宋代士大夫的道德影響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加強下君主可能產生的道德問題,在儒者看來都需要從根本上重振儒家的道德倫理來加以解決,從而恢復與維護社會的正常道德秩序。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不在整個社會形成崇高的道德人格意識,那么“有誰真能堂堂正正地站得住?有誰能負起救治與領導時代的大使命”[2]18?為深刻總結唐末五代亂象叢生的道德問題,朱熹努力為儒家倫理道德提供形上學的論證。究竟該如何重振儒家的道德倫常來挽救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呢?這成為他苦苦思索并力求解決的問題之一。

  社會群體成員的道德下滑,需要一種能夠喚醒其道德的思想武器來拯救,從而使社會大部分人員都具備挺拔堅貞的道德人格。喚醒社會群體成員的道德,很明顯又需從道德的入基處開始。那么,道德的基礎究竟為何呢?朱熹在復興儒學的認識和反思中,重拾《大學》精神,尤其是八條目中的內在規定,主張以知識作為道德修養的邏輯起點,借以激發人心,樹立新道德風氣。朱熹這樣認為:

  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按:指《大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于心,余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1]2037-2038

  這段話乃淳熙元年(1174年),即朱熹已丑之悟(從“中和舊說”向“中和新說”轉變)之后,他在同江德功的儒釋之辯中,專門總結自己知識論中“格物”思想的形成過程時所說的一段話。“格物”是朱熹知識論思想中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也是儒家經典之一《大學》中的本有之義。從這段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朱熹主張“必即是物以求之”,即在格物獲取知識的基礎上“順性命之正”,很明顯體現出朱熹強調道德的知識基礎。當然,朱熹對由知識而修身養德的思想自始至終是一以貫之的。

  那么,如何遏制君主的惡性私欲之膨脹,促使君主修身養德以入于“堯舜之道”,從而避免出現昏君害國的現象呢?就朱熹一生的歷程來看,他始終把“格君心之非”作為重點思考和努力實現的主題。而如何實現“格君心之非”,朱熹同樣主張帝王在知識的基礎上自正君心、自誠君意,從而使皇帝成為智慧見識和道德修養皆為卓絕的明主。朱熹還在王安石改革失敗原因的分析總結中覓出了這一方法與對策。他這樣總結王安石改革失敗的原因:“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己自圣,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1]3380在朱熹看來,王安石“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沒有走上知識為基礎的路徑取向,從而在根本上導致了格正君心與改革現實政治的失敗。正是在這樣的一種前車之鑒下,朱熹認為,要從根本上格正君心的私欲,促使君主修身養德,同樣必須以知識為基礎,這成為他建構知識論的又一理論基礎。

  由上可見,從深刻總結唐末五代亂象叢生的道德問題教訓出發,朱熹重振儒家道德倫常的努力是與其知識論的建構密切相關的。朱熹主張以知識為基礎,收拾人心,轉變社會道德風氣,重整儒家的倫理綱常。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朱熹知識論思想的構建,尤其是知識作為道德的基礎這一知識論理念的構建。

  二、對科技發展作出的理論呼應

  兩宋時期,相較于先秦與漢唐,在社會上另一個顯著的變化便是科技日益發展。首先,印刷術、火藥與指南針在宋代發明并得到廣泛應用。宋仁宗慶歷年間,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促進了宋代文化事業的發展;鹚幵谒未粦糜谲娛,主要用來制造武器并廣泛運用于戰爭,這要比歐洲人早四百余年,對人類社會尤其是歐洲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指南針從北宋起也被普遍運用于航海,有力推動了宋代航海事業的發展。其次,天文與歷法、算術、醫術、物理、生物學、地理學、建筑學等方面在宋代同樣較為發達。

  在宋代科技發展的條件下,很多學者書寫出了富有價值的科技著作。而這其中不能不特別一述沈括的《夢溪筆談》一書,此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宋代科技發展的集中反映。就《夢溪筆談》而論,書中提供的科技資料頗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如在天文學方面,沈括首倡“十二氣歷”、改進天文儀器。他還發現了月本無光,月光乃日光之反射。他說:“日月之形如丸……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面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3]52此外,在農業、數學、物理學、化學與地學等方面的科學知識,也在沈括的這一科學文本中有所體現。沈括《夢溪筆談》中的這些認識,從側面反映出了宋代的科技發展。

  我們知道,科學與哲學思想之間一直以來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從科學和哲學思想的互動關系來看,科學可為哲學思想的發展提供客觀證據支持,也需要哲學思想層面的理論支撐。宋代科技的發展,在為理論的產生提供了方便的同時,自然需要思想理論界某些相應理論的產生以為呼應。

  當然,科學是有關現實世界的,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而佛老之學重視的是對虛無本體的關注,其理論與科學自是格格不入,只有對現實世界關注較多的儒家之學中的相應理論才能與之匹配。關學和洛學是北宋理學諸家中首先較多關注自然科學的派別,這可從各自主要代表人物張載和二程的著作、言論中找到證據,如張載的《正蒙》篇和二程的格物致知論。對自然科學的這種重視,他們很明顯也有相應的理論支撐,張載的窮理論和二程的格致論即是明證。而他們的這些理論是儒家知識論的組成部分,與知識論息息相關。此后,作為二程四傳弟子的朱熹,也以知識論的建構呼應了宋代科技的發展?梢,宋代理學中的知識論,提醒世人對現實世界科技成果的重視與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宋代科技發展所需哲學思想理論層面支撐以為呼應的需要,而這其中又以朱熹的知識論及其建構更為顯著。

  宋代自然科技的發展,為朱熹掌握豐富的自然知識提供了便利,他通過自己的仔細觀察和對書本的閱讀得到了大量的科學知識。在此基礎上,朱熹自然會關注與科學相關的知識理論。作為時代精神的代表,朱熹在建構理學體系時,注意到了科學是對客觀世界存在的反映這一特征,他以此為依據,開始考慮知識論中知識的客觀來源——“物”。他還考慮了兩宋繁榮發展的科學技術需要理論支撐,并著手解決之。朱熹本人是一個具有豐富科學知識、飽含科學精神的人,他從小時候起就注重觀察自然現象,并對探索宇宙與自然的奧秘保持濃厚的興趣直至知天命之年,從而在科學上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認識。例如,在宇宙結構上,他發揮渾天說和宣夜說的思想,認為“地者,氣之查滓也”[4]119,“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阝貴然不動”[4]119。也就是說,“天”是一團永恒運動著的氣,“地”只是“天中之一物”,是“氣之渣滓”。此外,他認為日月、星辰只是“氣之清者”,“只在外,常周環運轉”[4]119。他還以“自然云氣”的觀點,重新解釋了古代的“九天”之說,提出了與德國康德的星云假說相近的“九重云氣”說。朱熹說:“《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4]141在天象上,朱熹不但以氣化觀點合理地說明了雨、雷電等自然現象,而且還以數的觀念對雪花的六角晶體形態作出了合理說明:“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于地,泥必灒開成棱瓣也。又,六者陰數,大陰玄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4]141他還通過實地考察“高山上多有石上蠣殼之類”[4]3119的現象,提出了化石是生物殘骸的原理。另外,在探討夢的形成原因上,朱熹否定了已有的“神告”或“魂游”之說,他認為“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4]3625,即認為夢是人在睡眠時的一種潛意識運動。

  與朱熹這種科學精神相對應,他以“理一分殊”、天下萬物包括自然之物均有“理”為基礎,把格自然之物包含于作為獲取知識途徑的“格物”之中,從而把科學納入他的知識論范疇。這種對儒學以及理學與科學之間關系的解釋,無論對于儒學的發展,還是對于古代科技的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正是由于朱熹的科學精神和對科學知識的堅信,他對宋代科技理論層面支撐的需要有著清醒的認識,并以同樣注重客觀基礎的知識論呼應了這種關注客觀世界的科技。

  三、結論

  可以看到,朱熹生活的南宋社會,有兩點比較明顯而相互背離的變化和特點:其一,自唐末五代道德危機以來至南宋還遲遲沒有改觀的社會成員的道德失序,以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加強下君主可能出現的道德問題;其二,社會科技至南宋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形而下的自然科技為形而上的“知識論”中“物”的客觀存在提供堅實依據支撐的同時,自然需要相應的學術理論以呼應之。作為一位儒者,朱熹有著平治天下的志向,對于這些社會問題他肯定不會置之不理。如何從理論上深刻總結唐末道德危機教訓、重構道德理想主義,以及從形上層面呼應科技,成為朱熹的努力方向與使命擔當。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他堅定地用知識論的建構來解決和呼應這些社會道德、科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既體現出朱熹重振儒家倫理綱常“外王”理想的社會擔當,也反映出他對社會科技發展離不開相關理論呼應的敏銳洞察?梢哉f,朱熹正是基于這些社會背景不斷思考,建構起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知識論。

  參考文獻

  [1]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3]沈括.夢溪筆談[M].長沙:岳麓書社,2002.
  [4]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朱子全書·朱子語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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